反美遊行

⑴ 有的韓國民眾在大使館前舉行反美示威，撕毀美國國旗，對此大家如何看待這個事情

韓國民眾爆發反美遊行，一點也不奇怪，韓國民眾反美是常態，親美的是韓國政府。

韓國民眾在美國駐韓國大使館前遊行，當街撕毀美國國旗，主要是反對美國駐軍。一方面，美國要求韓國提高甚至全額承擔駐韓美軍費用，引發韓國政府和民眾強烈不滿；另一方面，隨著南北關系的緩和，美國駐軍是否還有必要，都是一個值得考慮的問題。

無論從哪一方面考慮，韓國與美國都相互牽絆在一起，如果將來韓國想要脫離美國的控制，前提就必須要韓國南北統一，國家安定；只有這樣才會不惜付出沉重代價將美國趕出韓國。

⑵ 薩達姆臨刑前，最後一晚到底經歷了什麼呢

一、

此外，薩達姆還要求美軍能給他一支煙抽抽，但是被拒絕了，薩達姆為了能體面的上路，希望美軍能給他一套干凈的衣服，但是也被拒絕了。

就這樣，薩達姆空著肚子、衣襤襤褸、精神恍惚地被執行了絞刑。

失去薩達姆的伊拉克並沒有就此走向穩定，反而陷入了動盪之中，伊拉克人民已經明白了，在薩達姆統治時期，生活過得還算安寧。

對比當下的混亂，他們看清了美軍的丑惡嘴臉，當然也開始懷念薩達姆時代，聽聞薩達姆受盡了美軍的折磨，伊拉克幾乎人人哭泣。

可是懷念和哭泣又有什麼用呢，失去的東西，總是一去不復返。

正如薩達姆在日記中所言：

沒有我的伊拉克，將一文不值……

⑶ 巴基斯坦反美遊行受到阻撓嗎

8月同，拉奇市的警方驅散了一批反美示威者，還出動了催淚瓦斯以及警棍，相關部門也表示已經取消了原有了美國方面的來訪。有媒體表示，華盛頓的巴基斯坦及阿富汗特別代表韋爾斯此前計劃於伊斯蘭堡會晤巴方官員，但是並沒有公布為何取消。

當地民眾還在前幾天舉行了一個保衛機會，主要的目的也是為譴責美國方面的相關政策， 現在在巴基斯坦國內對美國的延誤情緒也是愈演愈烈。

⑷ 哪些城市更易爆發反日愛國遊行

2014年12月13日，中國政府史無前例地舉行「南京大屠殺」全國公祭，紀念77年前侵華日軍製造的那場慘絕人寰的災難。
在「公祭」之外，國人表達愛國情懷的形式還有很多，遊行示威即是最常見的一種。2012年8-9月，中國許多城市接連爆發一系列激進的反日示威遊行，抗議日本提出「釣魚島國有化政策」、扣押香港保釣人士、日本右翼分子登陸釣魚島以及日本政府「購買釣魚島」等行為。一些城市的遊行一度演變為示威民眾對沿街商家的打砸搶，以及對日本品牌車輛燒砸泄憤。
耐人尋味的是，並非所有城市的民眾都發起了示威遊行，各地的遊行規模和激進程度也不盡相同。
那麼，這種差異是如何造成的？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的Jeremy Wallace和耶魯大學的Jessica Chen Weiss兩位政治學者，分析了中國287個地級市中208個城市發生的377起反日示威遊行數據。他們發現：國家主導的愛國主義和抗議活動的民眾基礎，是決定哪些城市爆發反日遊行的關鍵因素。
另外，執政時間較久的城市政府領導人，往往敢於容許民眾抗議。而尚未站穩腳跟的市長和市委書記，則傾向於以維穩為主，不敢容許反日遊行。
解釋愛國主義的兩種視角
對中國歷次反日、反美、反法等示威遊行活動的研究往往難以取得共識。一些學者認為，這是中國民眾宣洩不滿的出氣筒，而不是真正的愛國主義。另一些人則強調，中國政府之所以縱容這樣的抗議活動，是為了轉移民眾的注意力並樹立國家威信。
兩位研究者認為，對中國愛國主義的研究需要同時將「自上而下」的國家主導與「自下而上」的草根崛起考慮在內。
中國各地愛國主義的差異可以通過兩方面予以解釋：民眾的愛國熱情和動員能力；地方政府的維穩傾向。
愛國主義情緒高漲的地區，民眾對日充滿憤怒，其抗議行為更容易被點燃。比如，反日戰爭期間被日軍淪陷的地區，民眾對反日有切身體認，更傾向於抗議。同時，中國政府在許多地區建立「愛國教育基地」，大力倡導「紅色旅遊」，進一步使當地人鞏固了這種愛國主義意識。
另一方面，愛國主義抗議這種集體行動，依賴於一定的社會群體和動員能力。抗議能否發生，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當地的人口規模和人口結構。與此同時，抗議需要信息溝通和網路動員，從而達到「串聯」的目的。
對於「一人吃飽全家不餓」的人來說，抗議的機會成本較低，他們更傾向於不顧一切地參與。特別是處於失業狀態的大學畢業生（所謂「蟻族」）和流動人口（如農民工），他們是反日遊行的「儲備力量」，可謂「一點就著」。
與上述特徵相吻合，教育程度較高的在校大學生成為反日遊行的主力軍。特別是待業和失業的大學生，「蟻族」對社會的不滿往往使他們會參與抗議。
此外，退伍老兵對日軍充滿憎惡，可能義無反顧地參與抗議。失地農民、下崗工人和農民工等弱勢群體，也會利用抗議來發泄對社會的不滿。
地方政府的維穩壓力
中國政府一直強調「理性愛國」和「維穩」，擔心民眾的過度行為和群體性事件導致局面失控。
相對來說，少數民族人口比重越大，當地政府往往不敢縱容抗議，以免引火燒身而觸發其他民族沖突。
其次，從經濟方面考量，對日貿易和投資的依賴程度越高的城市，越傾向於鎮壓反日遊行，以避免經濟發展受損。
此外，地方官員的任期可能影響他們對抗議的微妙態度。反日遊行為地方官員提供了彰顯政績和能力的機會。有能力組織抗議並有序控制的官員，可以藉此獲得升遷。但是，如果抗議超出控制並誘發社會不穩定，則會適得其反，葬送地方官員的仕途。
2012年「保釣事件」的地理分布
迄今為止，絕大多數研究都是從國家層面考察愛國主義的，鮮有研究從一國內部不同城市之間的差異進行分析。盡管一些研究探討了個別城市不同人群的抗議態度，但大樣本的城市層面的研究卻付諸闕如。
與其他抗議（如針對化工廠的鄰避運動）相比，愛國主義抗議通常來說在時間上較為集中而在空間上非常散布，從而使不同城市的民眾可以聯合起來抗議共同某個對象。這種特徵使我們可以排除各地民眾對政府的不滿，從而更利於研究愛國主義的影響。
通過互聯網搜索，研究者獲得了2012年8-9月中國各地爆發的反日遊行數據。在287個地級市中，共有208個爆發反日遊行，只有73個城市沒有發生。其中有94個城市僅發生一次，73個城市發生了兩次，41個城市發生了三次及以上。至少64個城市的反日遊行規模達到千人以上，54次抗議發生傷亡事故，219次抗議出現警察維護秩序。
中國大陸民眾的抗議活動可以分為兩輪，其中8月有51個城市發生，9月有128個城市發生。9月10日的日本「購島」引發第二輪抗議，至「九·一八」紀念日達到高峰。
分析顯示，日軍是否佔領某個城市及佔領面積的大小，對是否爆發反日抗議沒有顯著影響。但是，設立了愛國教育基地的城市更可能發生反日遊行。
與此同時，研究發現：人口規模較大、流動人口佔比和在校大學生占都比較高的城市，擁有更強的動員資源和能力，更有可能爆發反日遊行。
GDP增長率越低的城市，民眾對經濟壓力的不滿越強，越容易爆發反日遊行。但是，人均GDP的影響不顯著。
研究還發現，業已站穩腳跟並穩定政權的市級領導會容許民眾抗議。但當中央政府在9月中旬要求各地維護大局時，這種影響就消失了。
與此同時，失業大學畢業生和少數民族人口佔比較高的城市，發生反日遊行的可能性較低，這可以歸結為當地政府較高的維穩傾向。
此外，對日本的經濟貿易依賴度不是關鍵因素，同是否爆發反日遊行不存在顯著相關關系。
實證研究的技術細節
該研究以地級市為分析單位，使用2012年的截面數據。使用的數據來自互聯網搜索和各類城市統計資料。
根據抗議熱點，將研究時期分為三個階段，以區分各變數對抗議爆發和擴散的不同效應，並控制政府在事件演變過程中的態度變化。
因變數以「反日」（或「反日遊行」、「保釣遊行」、「遊行」）、城市名稱和發生日期為關鍵詞搜索。明確一個城市是否發生反日遊行，需要至少兩個來源，遊行規模至少為五個人參與，以確定其可信度。因變數為二分變數，爆發反日為1，否則為0。
基於中國網民廣泛流傳的日軍佔領地區名單，研究者統計了各城市是否曾經被日軍淪陷以及佔領面積，將其作為衡量草根愛國主義情緒的變數。研究者以是否設立愛國教育基地為依據，衡量各城市政府主導的愛國主義意識。
研究者以城市總人口、人均GDP和GDP增長率等來衡量各城市抗議的動員資源和能力。此外，還包括每百人在校大學生數量、流動人口佔比、少數民族人口比重、「蟻族」群體佔比等。
城市對日本的出口量，被用於衡量對日經濟的依賴程度。
地方官員的維穩傾向以兩位市領導的任期來衡量。市長和市委書記如果都是在2010年前就任的，賦值2；如果只有一位在此前就任，賦值1；如果都是在2010年後就任，賦值0。

⑸ 99年反美遊行和12年反日遊行的不同

99年反美遊行增強了國人的凝聚力：12年反日遊行差點搞出亂子，但是最該反的日雜，之後還繼續蹦蹦跳跳

⑹ 韓國爆發反美遊行，撕毀美國國旗，民眾為何這么憤怒

習慣就好，這兩年美國的所作所為大家有目共睹

⑺ 菲律賓反美遊行中 標語junk VFA中「VFA」是什麼意思

he RP–US Visiting Forces Agreement is a bilateral agreement between the Philippines and the United States consisting of two separate agreement documents. The first of these documents is commonly referred to as "the VFA" or "VFA-1",[1] and the second as "VFA-2" or "the Counterpart Agreement".[2] Both documents became effective on May 27, 1999, upon ratification by the Philippine Senate. [3] [8], [10]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regards these documents as Executive Agreements not requiring approval by the U.S. Senate. [3] [42]

The term "VFA" is usually used in the Philippines to refer specifically to just the first of these two documents, which has been the subject of continuing controversy in the Philippines.

⑻ 一部電影引發的反美浪潮 多地舉行大規模示威遊行 是什麼電影

因為一些詞彙不能打出來唉。網路太嚴格了。你意會吧。《穆 SI林的無 知》今天早上新聞還說了。巴基斯坦 鐵道部 長拉姆-艾哈邁德-比洛爾懸賞10萬美金 找人要KILL該影片 製片人 這個電影的製片人是 加利福尼亞商人 納考拉

⑼ 政治問題 美國最近發生的騷亂事件。是不是美國不明真相群眾受境外反美勢力的鼓動製造的群體性事件

你好，不是的，是因為一名白人槍殺一名黑人少年然後被判無罪引發的騷亂，一開始就在案發地附近鎮上，然後蔓延至很多地方。

⑽ 伊朗為什麼反美

伊朗人質危機 (德黑蘭人質事件 )是 美伊交惡的起點：

題主要的是詳情，我就改變一下從不粘貼的風格，粘貼一段：

其實，在1979年之前，美國和伊朗曾經有過很長一段蜜月時光。當時，為了從南方牽制蘇聯，並謀求自己在中東的利益，美國曾大力扶植伊朗的巴列維政權作為其中東的代理人。提起那段美伊之間的親密接觸，即使是美國在中東最鐵桿的戰友以色列都暗生妒意。
但天有不測風雲，1979年的一場「伊斯蘭革命」卻拉開了美伊交惡是序幕，雙方自此分道揚鑣，而隨後的德黑蘭人質事件更使之形同水火。
要提及德黑蘭人質事件，對美國軍方來說那更是如鯁骨在喉，因為在那場解救人質的特種行動中，美國軍方損兵折將，可說是弄了個灰頭土臉，即便20多年過去也難忘其痛，可以想像，歷來睚眥必報的美軍肯定在苦等能雪此恥的時機。因此解讀這段陳年舊事便具有了現實意義。
另外，更具戲劇性的是，前些時間一些西方媒體又爆傳現今伊朗總統內賈德也曾參與當年的人質事件，這就更使這段往事變得非同尋常起來。

背景

數十年來，美國一直是伊朗國王穆罕默德·禮薩·巴列維的主要支持者。隨著民主進程發展，1953年改革派穆罕默德·莫沙德哈當選上伊朗首相。在阿賈克斯行動中，美國中央情報局幫助巴列維國王和保守派發動政變推翻了莫沙德哈。前後八位美國總統為巴列維國王提供了大量的軍事和經濟援助，用以換取伊朗的石油供應，以及在中東的戰略存在。那些反對巴列維國王的人（因為他1960年代早期曾許諾自由及改革，後卻食言）對於美國的做法非常反感乃至憤怒。而巴列維國王及其親信中飽私囊，奢侈地按照西方的生活方式生活，讓國內的宗教保守人士十分憤怒。社會及宗教人士的不滿情緒匯合在一起，最終爆發了伊朗革命將巴列維推翻。1979年1月他流亡國外。

美國曾想減少伊斯蘭革命對自身的影響，並也曾嘗試與伊朗的新政權建立關系。但是1979年10月，巴列維前往美國治療淋巴瘤，此事激怒了伊朗的革命者。

經過

1979年11月1日，新的伊朗領導人，阿亞圖拉賽義德·魯霍拉·霍梅尼號召伊朗人民向美國和以色利示威。霍梅尼將美國政府稱作「撒旦」和「伊斯蘭的敵人」。

這一反美言論極富號召力，很快便有千餘人聚集在美國大使館周圍進行抗議活動。在此前的伊斯蘭革命期間，大使館曾被佔領，且圍牆外的示威活動也已經是家常便飯。在不斷聚集的示威人群面前，伊朗警方顯得愈來愈無助。11月4日，大約500名自稱「伊瑪目的門徒」的伊朗學生（這一數字在不同的報道中都有不同，具體數字在300至2000之間），在又一次的騷動中佔領了使館的主體建築。使館的陸戰隊守衛只進行了象徵性抵抗，而使館職員不得不破壞通訊設備並將敏感的文件予以銷毀。在90名使館人員中，有66名被扣，其中有3人是在伊朗外交部被俘的。

對於將美國人扣為人質的行動，革命者宣稱這是完全正當的，是對美國多年來對於前國王的極權主義統治進行支持並允許巴列維國王前往美國治病的報復。他們還要求美國將巴列維送回伊朗接受審判。外交政策現實主義者認為，人質事件並不僅僅是對某些特定事件（例如巴列維國王赴美就醫）的反應，更是新的伊朗政權對美國的一種示威：伊朗有能力對抗美國。

革命者還外界展示了從使館獲得的秘密文件，其中有些此前已被美國人用碎紙機破壞，後來又被革命者拼接起來。雖然人質的處境還算不錯，但他們時常會被蒙上眼睛帶到當地人和電視鏡頭前。這一人質危機導致了每日的新聞追蹤報道的出現（至今仍是如此）。由泰德·科貝爾主持的美國廣播公司的深夜新聞節目《美國被俘人質》最終變成了風格嚴肅的《夜間新聞》節目。

當時的美國總統吉米·卡特立即對伊朗施加了經濟和外交壓力：1979年11月12日起終止從伊朗進口石油；一些伊朗人被美國驅逐出境（他們中很多人與人質危機或伊朗新政權沒有任何關系）；大約價值80億美元的伊朗人的在美資產自1979年11月14日起被凍結。

部分人質的逃跑和獲釋

在使館被佔領時，有六名美國人成功逃脫並在一幢公寓中躲藏了起來，直到他們在加拿大大使肯·泰勒的幫助下，在加拿大和瑞典大使館獲得庇護。這六名美國人是馬克·里傑克，科拉·阿姆本·里傑克，約瑟夫·斯塔夫德，凱瑟琳·斯塔夫德，羅伯特·安德斯和亨利·李·沙茨。他們獲得了假的加拿大護照，因此得以在1980年1月20日加使館關閉時，安全地離開，而沒有暴露其美國公民的身份。中情局為他們提供了護照並實施了整個營救行動。

十三名女性和非裔美國人人質於1979年11月19日和20日獲釋。另一名人質因為疾病原因也於1980年7月11日獲釋。

談判與失敗的營救行動

卡特發誓他將保護人質的的生命，但是他能做的卻很少。起初，伊朗政府否認佔領大使館的行動是政府的官方行為，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這樣的聲明逐漸消失。1980年2月，伊朗向美國提出了一系列要求作為釋放人質的條件，其中包括：遣返被廢黜的國王，向伊朗做出一些外交姿態包括為此前美國在伊朗的一系列行為（特別是美國在1953年支持反對莫沙德哈的政變）道歉，並保證今後不再干涉伊朗。

卡特知道他不可能滿足伊朗人的要求，便決定通過諸如瑞士的第三國政府的途徑，公開尋求與伊朗談判。同時，他批准了一項代號為鷹爪行動的跨軍種聯合秘密營救行動。在事前的准備工作上就出現許多問題，許多需要的裝備在當時並不存在，同時也欠缺統一的指揮管制體系，無論是在人力與資源的調度上都必須通過軍方層層的官僚系統。整個計畫由於無法找到在距離以內適合的基地，當時的運輸機尚不具備空中加油能力，導致整個營救行動成為一次難度非常高的特種部隊作戰。營救行動因遭遇沙漠風暴，一架直升機與一架C-130大力神運輸機相撞墜毀，8名美國軍人陣亡而告失敗。行動的材料後被伊朗人發現並展示出來，而遇難者遺體則被遊行示威者帶到德黑蘭遊街的畫面，通過電視傳遍全世界。反對此次行動的卡特政府國務卿塞勒斯·萬斯為此辭職。這一次的營救行動是美國高度機密的戴爾他（Delta）特種部隊首次參與實際行動。行動之後之後使得美國軍方決定成立特種作戰司令部，統一指揮與規劃所有與特種作戰相關的訓練，裝備與任務。

第二次的營救行動在當年11月的大選後被取消。

在人質危機持續的過程中，前約翰遜政府的司法部長拉姆齊·克拉克（現在是一名反戰人士）飛往德黑蘭參加了一次對「美國罪行」的審判。

最後的幾個月

1980年7月27日巴列維國王逝世，9月兩伊戰爭爆發。此後，伊朗變得越來越希望能夠解決人質危機。

而在美國方面，卡特在11月的總統競選中敗給羅納德·里根，大部分分析家認為其在人質危機中表現出的無能是其失敗的主要原因。但是也有未經證實的傳言說正是伊朗政府與里根的參謀團之間的非法交易，導致了人質釋放時間的推遲。因為後者非常不像見到「十月驚喜」，也就是在大選開始前出現會導致選票大量流向卡特的事件出現，例如人質被釋放。（不過，奇怪的是現在「十月驚喜」這個詞卻是指防止人質釋放的非法交易。）

大選後不久，即將離任的卡特政府在阿爾及利亞外交官阿布杜爾卡利姆·弗萊伯（Ablkarim Ghuraib）等中間人的幫助下開始與伊朗進行談判。作為釋放人質的交換條件，美國同意解凍此前被凍結80億美元資產，並保證不就此事起訴伊朗。1981年1月20日，就在里根的總統就職典禮後幾分鍾，所有的人質被釋放並交給美方。至此他們已被扣444天。

人質們立即飛往位於西德法蘭克福的美國空軍基地。前總統卡特以現總統里根特使的身份在那裡接待了他們。在進行了身體健康檢查和事件匯報後，他們飛回華盛頓並受到英雄般的歡迎。對於某些人而言，這個僅僅是為這個國家對里根就職典禮的慶祝增添了一絲喜慶氣氛。

事後

2000年，人質及其家屬嘗試起訴伊朗，但因反恐法案而失敗。起先，他們因伊朗未能為自己辯護而勝訴，但後來美國國務院害怕此事會影響國際關系而嘗試將此案作一了結。最終，聯邦法院法官裁定因為人質釋放時達成的協議，人質不能再從伊朗政府那裡獲得其他補償。

2005年6月，伊朗總統大選當選總統、前德黑蘭市市長艾哈邁迪·內賈德被人質指認參與當年的人質劫持行動。對此，伊朗政府予以堅決否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