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公超

① 葉公超的晚年生活

1961年葉公超奉調回台灣後，經黃少谷和蔣經國說情，蔣才對他有所寬容，讓他出任「行政院院務委員」，兼「故宮博物院」管理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山學術文化基金會董事，另還被「中央研究院」聘為評議員。1978年5月20日，又被繼任「總統」的蔣經國聘為「總統府資政」。這些閑職難慰他懷才不遇和受到蔣介石罷黜的委屈之心，心情甚為憂郁。他的後二十年以練書法和繪畫打發時光。他曾對昔日好友梁實秋說：「怒氣寫竹，喜氣寫蘭。」其中幽蘭出空谷，墨竹淋漓勝青綠。又由於畫竹更能抒發他的抑鬱心境，故他寫竹多於寫蘭，曾以小幅贈梁實秋。他的書法深得褚遂良神髓，尤喜錄陸放翁、王安石的詩。題竹詩曰：「未出土時先有節，到凌雲處總無心。」別人向他求畫，他愛寫的對聯為：「讀史難通今日事，聞歌不似少年時。」其孤獨心境可想而知。此外，他閑而狩獵，感而賦詩。晚年他曾說：「若沒有抗戰，我是不會進外交界的，我後悔沒有繼續從事文學事業。」為了彌補這一不足，他有時寫些格律詩，如1952年在台北一次郊遊歸途中，他忽有所感，步李鴻章原韻並和老外交家郭則生詩韻作了一首著名的述懷詩：
黃帽西風白馬鞍，登臨卻笑步為難。
歸林倦鳥知安隱，照眼斜陽未覺殘。
欲借丹霞弭往轍，不因險巇亂心壇。
青山翠竹凌霄節，樂與遊人夾道看。 李鴻章是簽訂《馬關條約》後作的七律詩，葉公超步韻不僅穿插了日本遊客欲以重金購藏詩幅而未能如願的軼事，而且表現了他晚年「歸林倦鳥知安隱」的情懷。下面一首是寫給他的老友阮毅成的詩：
毅成兄以其所著寄贈，一夕讀竟，益增異地悵望鄉邦之思。
一篇說盡臨安事，山外青山樓外樓。
展卷凄然懷故跡，年年望斷是神州。
這體現了葉公超晚年濃濃的鄉愁和有家歸不得的苦悶心情。
為了幫助葉公超度過落寞時光，梁實秋請他在台灣師范大學英語研究所講授現代英語詩，他礙於情面答應下來。可他宦遊多年，對重返杏壇十分不適應，因而只教了一學期便拂袖而去。他還在台灣大學講授英國文學，深受學生歡迎，台大校長知道後按別人所進的讒言將其解聘。

② 誰知道辜鴻銘，葉公超，胡適的名人軼事

【妾】
辜鴻銘當北大教授時，有一天，他和兩個美國女士講解「妾」宇，說：「『妾』字，即立、女；男人疲倦時，手靠其女也。」這兩個美國女士一聽，反駁道：「那女子疲倦時，為什麼不可以將手靠男人呢」辜鴻銘從容審辯：「你見過1個茶壺配4個茶杯，哪有1個茶杯配4個茶壺呢，其理相同。」

公超在某校任教時，鄰居為一美國人家，其家頑童時常翻牆過來騷擾，公超不勝其煩，出面制止，頑童不聽，反以惡言相向，於是雙方大聲詬誶，穢語盡出。其家長聞聲出現，公超正在厲聲大罵：『I′ll grown you with a pot of shit』」(我要把一桶糞澆在你頭上)
那位家長漫步走了過來，並無怒容，問道：「你這一句話是從哪裡學來的？我有好久沒有聽見過這樣的話了。你使得我想起我的家鄉。」

【做廣告】
1929年10月，上海立利圖書公司出版了一本36開本的《徽州茶葉廣告專刊》。該書採用銅版紙插頁印刷，印製精美，內有張群、方振武、胡適等政要名流的題詞。胡適不僅給該書題了簽，而且還做了一首詩來稱贊家鄉的茶葉：「一碗喉吻潤，兩碗破孤悶，三碗搜枯腸，四碗發輕汗，平生不平事，盡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靈，七碗吃不得也，唯覺兩腋習習清風生。蓬萊山，在何處？玉川子乘此清風欲歸去。」

③ 葉公超的抗戰期間

1937年抗戰號角吹響後，「學術擅中西」的葉公超先是擔任「長沙臨時大學」（由北大、清華、南開三校組成）外語系主任。1938年5月，該校遷往昆明，改名為西南聯大，葉氏又任該校外文系教授。1938年春，為維護西周重器毛公鼎不落入敵偽之手，「才高自是氣雄豪」的葉公超應其叔葉恭綽之邀，置個人安危於不顧，獨自由雲南到上海處理此事，以致被日本憲兵拘捕，投入監牢四十九日，幸毛公鼎未被搜出。
葉公超結束十四年的杏壇生涯後，經董顯光之延攬進入國民黨中宣部國際宣傳處工作。這是他投筆請纓從政的開始。在派往新加坡工作時，日軍南侵後滯留新加坡，他組織了「星、馬華人反侵略動員委員會」，所乘兵艦曾遭日魚雷擊沉，幸好被漁民救至爪哇。他冒著敵人炮火從印尼返回陪都重慶後，在記者招待會上侃侃而談，對打敗德國法西斯充滿了信心，另把星、馬的抗日活動描繪得有聲有色，流露出一股浩然之氣。不久他被派往倫敦任中宣部駐英辦事處處長，他的外交才能開始有了展示的機會。

④ 他是台灣三大醜男之一，為泡妞花了20多億，後來怎樣了

就在黃任中入獄期間，他的豪宅被查封，女友們也都紛紛離他而去，當他出獄後，因遭受到一系列打擊，竟病倒了，並在不久後就撒手人寰了。而在黃任中住院期間，竟沒有一個女友去看他，甚至在他去世後，這些女友們也都沒有再出現。更令人倍感凄涼的是，黃任中去世時，他的存摺里僅剩1萬多元，曾經意氣風發的黃任中最終竟落得如此下場，實在令人唏噓。

⑤ 葉公超與魯迅之間有什麼事

魯迅去世後，葉公超曾把魯迅的所有作品找來通宵達旦地閱讀，然後寫了《關於非戰士的魯迅》和《魯迅》兩文，分別在1936年11月1日的天津《益世報》增刊及1937年1月25日的《北平晨報》上發表。這里說的「非戰士的魯迅」，是指從事學術研究的魯迅和從事小說創作的魯迅。提出「非戰士的魯迅」這樣一個命題，確是對只強調魯迅「橫眉冷對千夫指」的戰士一面的補充。盡管葉公超認為魯迅的雜感不是謾罵，就是嘲戲，沒有價值，並由此否認魯迅的人格，但他仍十分贊賞魯迅的散文，認為其成就超過他的好朋友胡適、徐志摩。胡適得知後，對葉公超表示嚴重不滿：「魯迅生前吐痰都不會吐在你頭上，你為什麼寫那麼長的文章捧他？」可葉公超認為：「人歸人，文章歸文章，不能因人而否定其文學的成就。」

⑥ 葉公超的達官名士

抗戰勝利後，葉公超回國任外交部歐洲司司長。1947年後，升為外交部常務及政務次長。1949年3月代理部長。同年6月10日始任外交部部長，還一度兼任僑務委員會委員長。
1948年冬，國民政府外交部撤退廣州之初，葉公超眼看國民黨風雨飄搖，處境維艱，斷然決定把外交部的全部檔案運到台灣，這就使從清朝起到國民黨大陸撤退時所有和外國簽訂的條約、協定等重要文獻完整無缺地得到保存，因而蔣介石對葉公超在撤離大陸時既沒有丟大印，而且又保留了重要檔案的超前意識十分佩服。當1950年3月1日蔣介石復職「總統」時，葉公超被留任，一直到1958年4月14日調任「駐美大使」為止。
葉公超出任外長前，當局曾提名傅秉常或胡適出任，後他們兩人均感到國民黨赴台後守的是爛攤子，工作無法開展，堅辭不出山。當時的形勢的確對台灣大為不利：1949年8月初，美國政府發表《中美關系白皮書》，對台灣有不少「惡言」，使其對外關系蒙上一層烏雲。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北京庄嚴宣告成立，蘇聯及東歐各國，還有緬甸、印度、巴基斯坦、瑞士、荷蘭等國紛紛承認。1950年1月6日，英國正式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葉公超為此夜不能寐，從此有了服安眠葯的習慣。
葉公超任「外長」期間，有不少雖非純粹「外交」卻也「涉外」的高度敏感性事件，例如「巴拿馬公使與委內瑞拉代表國際販毒案」，「《自由中國》雷震案」，殃及王士傑被解職的「兩航飛機案」，美國顧問團雷諾槍殺劉自然導致群眾忿而以磚石投擊「美國大使館」案，等等。此外，與「外交」有關最重要的有兩項：一是於1952年4月簽訂「中日和約」，為中共與日本接觸製造了一大障礙；二是於1953年12月與美國國務卿杜勒斯簽訂了「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為台灣三十年的安定和日後的經濟繁榮打下了基礎。葉公超在任內曾兼任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並先後以首席代表身份出席聯合國大會四次，他是國民黨政權歷任「外交部部長」中任職最長的一位。蔣介石在「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簽訂後單獨約葉公超在官邸共進晚餐，不久以政府名義頒授一等青雲景星勛章給他。
葉公超的外交才能不管如何嫻熟靈活，但均改變不了台灣「外交部」成了「斷交部」，以致像「王小二過年，一年不如一年」的凄慘局面。如法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後，台灣駐巴黎聯合國文教組織還賴在那裡不走，後中共代表把台灣代表團從辦公室驅逐出去，那位首席代表——即《西瀅閑話》作者陳源（陳西瀅）當場昏倒，後竟吐血，不久死於倫敦。面對這種許多國家紛紛與台灣解除「外交」關系的事實，葉公超下屬的一位司長說：「我們是開殯儀館，到處斷交閉館，料理後事而已！」也有人當面質問葉公超，如東北籍的國民黨元老錢公來罵葉公超辦「外交」「只知道辦喪事」，乾的都是「喪權辱國」的醜事，這使有「文壇巨子」、「外交雄才」之美譽的葉公超竟無言以對，使那些久仰「喬治葉」的記者大失所望。

⑦ 葉公超夫人的名字是叫袁永熹還是袁永嘉，或者還有其他誰有完整資料。

袁永熹，網路葉公超，人物性格里有提到。

⑧ 葉公超的介紹

葉公超，1904年10月20日出生於江西九江，著名外交家、書法家。原名崇智，英文名喬治（George，字公超，廣東番禺人，1981年11月20日病逝於台北榮民總醫院，終年77歲。晚年寄情於書畫創作，著有《介紹中國》、《中國古代文化生活》、《英國文學中之社會原動力》、《葉公超散文集》等。

⑨ 葉公超的文學活動

在北平執教鞭的日子裡，葉公超先後開設了大一和大二英文、英文作文、英國短篇小說、英國戲劇、英美現代詩、18世紀英國文學、19世紀浪漫運動、文藝理論和翻譯史等課程，並培養了像錢鍾書、季羨林、吳世昌、卞之琳、王辛笛、曹葆華等高足。這時葉公超不僅在文壇上嶄露頭角，而且在個人生活上也過得頗愜意。1931年6月，他與潛心攻研物理的貴州女子袁永熹喜結秦晉之好，當時被人稱為佳偶天成，是一對神仙伴侶。其子女命名不是出自洋典，而是出自中國古典名著《詩經》中的「彤管有煒」一語，即長女為葉彤，長子為葉煒。他這時不僅教書育人，成了年輕有為的學者，同時也奠定了他作為自由派批評家的地位。他在《新月》創刊號上發表的《寫實小說的命運》，反對左翼文人提出小說負有改造社會責任的觀點，認為小說應講究藝術性，它並不是什麼「倫理道德的記載」。這種觀點雖系針對左翼倡導的寫實文學而發，但在反對小說成為政治的傳聲筒方面，還是有一定積極意義的。葉公超在朱光潛主編的《文學雜志》創刊號上發表的《論新詩》，鼓勵新詩人讀舊詩，從中國古典詩中吸取養料，這對那些只會從英美詩中借鑒的作家來說，無異送來一劑加強新詩的音樂性與可誦性的良葯。
魯迅去世後，葉公超曾把魯迅的所有作品找來通宵達旦地閱讀，然後寫了《關於非戰士的魯迅》和《魯迅》兩文，分別在1936年11月1日的天津《益世報》增刊及1937年1月25日的《北平晨報》上發表。這里說的「非戰士的魯迅」，是指從事學術研究的魯迅和從事小說創作的魯迅。提出「非戰士的魯迅」這樣一個命題，確是對只強調魯迅「橫眉冷對千夫指」的戰士一面的補充。盡管葉公超認為魯迅的雜感不是謾罵，就是嘲戲，沒有價值，並由此否認魯迅的人格，但他仍十分贊賞魯迅的散文，認為其成就超過他的好朋友胡適、徐志摩。胡適得知後，對葉公超表示嚴重不滿：「魯迅生前吐痰都不會吐在你頭上，你為什麼寫那麼長的文章捧他？」可葉公超認為：「人歸人，文章歸文章，不能因人而否定其文學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