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卓新

1. 徽州地名消失背後的隱情，你知道嗎

一、徽州緣何重回視線？

2. 顧卓新的介紹

顧卓新（1910－2002 ），奉天義州（今遼寧義縣）人。北平大學肄業。1930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3. 王郁昭：中國改革為什麼從農村開始突破

中國改革是從農村實行家庭承包責任製取得突破的，是中國改革的開篇之作。這是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的重大戰略部署。改革已走過了30個年頭，現在回顧農業大包乾的產生與發展歷程，總結改革的經驗，對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推動當前農村改革的深入和發展，都具有重要的意義。
大包干：中國農民的偉大創造
（一）一份省委文件的誕生，揭開了中國農村改革的序幕改革是從糾正「左」的錯誤，放寬農村政策開始的。
上世紀70年代，我在安徽省滁縣地區工作。當時地委在農村著重抓了落實黨在農村的經濟政策。1977年春，地委組織調查寫出130多篇調查報告，並向省委寫了一份綜合調查報告,列舉「左」的錯誤許多表現，提出端正和落實農村政策的意見。
1977年6月，中央改組安徽省委領導班子，萬里同志任省委第一書記。7月份，萬里看到滁縣地委的報告後，當即批示：「滁縣地委組織力量深入群眾，對農村經濟政策認真進行調查研究，這是個好的開端，報告所提意見，可供各地參考。」在滁縣地委報告和廣泛深入調查的基礎上，最後形成了省委《關於當前農村經濟政策的幾個問題的規定》(簡稱省委《六條》)。《六條》強調農村工作要以生產為中心；搞好人民公社經營管理，允許生產隊根據農活情況，可以組織作業組，適合個人乾的農活可以責任到人；尊重生產隊自主權；減輕社員和社隊負擔；堅持按勞分配原則，兼顧三者利益；允許和鼓勵社員自主經營自留地和家庭副業，開放集市貿易等等。隨著《六條》的貫徹，農村政策的放寬，群眾思想開始活躍起來，一些地方偷偷搞起了聯系產量責任制，實際上揭開了安徽省農村改革的序幕，敲響了中國農村改革的鍾聲。
（二）突破「三級所有，隊為基礎」，「雙包到組」興起
1978年，滁縣地區遭受歷史上罕見的特大旱災。9月初，滁縣地委召開四級幹部會議。會上，許多公社幹部提出一個尖銳的問題：農業長期上不去，原因究竟在哪裡？一個公社上不去，兩個公社上不去，為什麼全區240多個公社都上不去？難道我們這些公社書記都是笨蛋嗎？他們強烈要求地委解放思想，放手讓下面干，幹上去了不求表揚，干不上去自動下台。為此，地委充分發揚民主，讓他們把心裡話講出來。結果，來安和天長縣的一些公社書記把他們稱之為「秘密武器」的三個典型介紹了出來：第一個典型是來安縣煙陳公社魏郢生產隊。1978年春把生產隊分成兩個組，實行三包一獎的聯產承包責任制。在大旱之年糧食產量由上年8萬多斤增長到12萬多斤，人均收入增長30％。第二個典型是天長縣新街公社，1978年春由於天大旱棉花苗面臨著枯死的危險，公社決定把棉花包產到戶，超產獎勵，減產賠償。大旱之年棉花畝產較上年增產近九成。第三個典型是來安縣廣大公社把全年糧、油、棉和豬、禽、蛋等生產指標，分解成100分，年終時對基層幹部按實績進行獎罰，大旱之年生產全面增產。這些辦法在當時尚屬「禁區」，被稱為「秘密武器」，只能暗中實行。
萬里同志對這三個典型非常重視，通知地委可以在全區進行試點。為此滁縣地委發了96號文件，要求各縣先在一個大隊或一個公社進行試點。文件下達後，各縣紛紛要求擴大試點范圍，許多社隊爭當試點。隨後，一些不是試點的社隊也自發地搞起了包產到組。到1979年3月底，滁縣地區實行包產到組、大包干到組的生產隊已佔68.3%。
「雙包到組」責任制的推行伴隨著激烈的爭論。1979年3月15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刊登了張浩寫的讀者來信，並加了編者按，標題是《三級所有，隊為基礎應當穩定》。編者按則提出：「已經出現『分田到組』，『包田到組』的地方」，應當「堅決糾正」。這對雙包到組後正在忙春耕的皖東農民來說無疑是潑了一瓢冷水，引起了很大的震動。針對幹部群眾思想上出現的波動，地委及時向各縣發出電話通知，明確指出：「當前正值春耕春播大忙季節，各種形式責任制一律穩定下來，不要變來變去，延誤農時」，「各種形式責任制是地委同意試驗的，如果錯了，完全由地委負責」。
萬里於3月16日來到滁縣地區。他說，「作為報紙，發表各種不同意見都是可以的，別人寫讀者來信，你們也可以寫讀者來信」，「這好比公共汽車一樣，你可以打票上車，我也可以打票上車」，「究竟什麼意見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長遠利益，靠實踐來檢驗」，「產量上不去，農民秋後餓肚子，是找你們縣委還是找報社？報社是不會管飯的」，「三級半有什麼不好？這是核算嘛，四級核算也可以，家庭也要講核算，那不是五級核算了嗎?」「只要今年大豐收，增了產，社會財富多了，群眾生活改善了，你們的辦法明年可以干，後年還可以干，可以一直幹下去。」
（三）小崗生產隊首創大包干，首先在安徽報上地方戶口
隨著雙包到組的發展，也出現了一部分生產隊暗中搞了包產到戶。這其中，鳳陽縣小崗生產隊暗中搞起了「大包干到戶」。小崗隊土地改革後出現過一段糧食增產、農民安居樂業的黃金時期，這個隊沒有經過初級社階段，1956年跨了一大步進入了高級社，從此，糧食生產連年下降，開始過吃救濟糧的日子。十年動亂期間這里戶戶都外出討過飯。1978年秋後，鳳陽縣搞包產到組，小崗生產隊先劃為4個作業組，干不好，又分成8個，還是合不攏，經幹部社員商議，乾脆搞個大包干到戶，瞞上不瞞下，如果因為土地包到戶，幹部出了事，蹲班房，全隊社員共同負責，把他的孩子撫養到18歲。1978年底，大包干到戶的責任制就在小崗誕生了。大包干到戶是第一次在中國大地上出現的新生事物，是農民的偉大創造。包產到戶和大包干到戶的區別主要在於：包產到戶強調「五統一」，要實行「統一分配」，農民承包土地後，實行「承包產量，以產計工，增產獎勵，減產賠償」的辦法，農戶生產的糧食等，最後要全部交給生產隊，由生產隊上繳國家征購任務，留下集體提留，再按各戶上繳的產品計算出工分，然後按工分實行統一分配。這種辦法不僅手續繁瑣，而且由於在分配的過程中往往出現一平二調和幹部存在某些不正之風等現象，群眾是很不放心的，實際上農民對產品沒有支配權。而大包干承包制則不同，農戶承包集體的土地後，由生產隊同農戶簽訂合同，農戶按合同上繳國家的征購任務，交足集體的提留，剩下的都是自己的，獎賠就在其中了。用農民的話來說：「大包干、大包干，直來直去不拐彎，完成國家的，交足集體的，剩多剩少全都是自己的。」農民取得了對農產品的實際支配權。所以說這種辦法「責任明確，利益直接，方法簡單，群眾放心」，農民特別擁護。後來，在國家農委領導人杜潤生同志領導下，經有關理論工作者研究論證，認為大包干承包制實現農村土地的兩權分離，土地所有權仍歸集體所有，而農民通過承包則取得了對土地的使用權，即經營權，農民成了相對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集體和農戶的權利和義務通過承包合同來實現。有利於調動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促進生產力的發展。所以說，這是中國農民的一個偉大創造，是大包干之所以能夠在全國很快普及開來的關鍵所在，也是人們所說的「鳳陽之路」的核心。
1979年實踐的結果，小崗生產隊糧食產量達到13萬多斤，相當於1966—1970年5年糧食產量的總和，油料產量超過合作化以來20年的總和，社員人均收入增長6倍。從1957年起23年來，第一次向國家交售糧食和油料任務，分別超過6倍和80倍。
在1980年初省委召開的全省農村工作會議上，我作了《順應民心，積極引導》的發言，並要求給大包干報個戶口，承認它也是社會主義的一種生產責任制形式。1月11日萬里同志在會議總結時指出，「包產到戶不是我們提出來的，問題是已經有了，孩子已經生下來了，他媽媽挺高興。」「那天王郁昭同志說了，孩子挺好的，給報個戶口吧，承認它也是責任制的一種形式……那根本不是資本主義，包產到戶不等於單干，單干不等於資本主義，沒有什麼可怕的……那就只能同意，批准。」大包干責任制終於在安徽省報上了戶口。但這個戶口是地方戶口，只能在安徽省通行。
（四）關鍵時刻鄧小平同志講話了，大包干在激烈爭論中開拓前進
1980年2月下旬，萬里離開安徽，調中央工作後，風雲突變，圍繞大包干到戶的爭論在全省乃至全國展開。
1980年從3月底到8月中旬，省委連續召開了蚌埠、蕪湖、巢湖和省委常委擴大會議。在這些會上，省委個別領導給雙包到戶扣上了「經濟主義」、「機會主義」、「工團主義」等大帽子。並說當前搞包產到戶雖然能增產，但不是我們的方向，對老百姓來說情有可原，對我們縣以上領導幹部頭腦要清醒，不能只顧眼前利益，犯機會主義即修正主義的錯誤。特別是反對大包干到戶，認為大包干是兩包一腳蹬（踢），生產隊一點把柄也沒有了，農民就會失去控制。還說，現在，文風不正，有人在那裡舞文弄墨，強詞奪理，硬說包產到戶不是單干，並威脅說，遲早有一天要算他們的賬。
就在這關鍵時刻，在巢湖會議上省委領導給我看了鄧小平同志《關於農村政策問題》的內部談話。談話旗幟鮮明地支持肥西縣的包產到戶和鳳陽的大包干。他說：「安徽肥西縣絕大多數生產隊搞了包產到戶，增產幅度很大，鳳陽花鼓中唱的那個鳳陽縣，絕大多數生產隊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變了面貌。」這個談話，在我國農業面向何處去的關鍵時刻，撥開了迷霧，指明了方向。我迅速向各縣委書記作了傳達。滁縣地區的大包干責任制，迅猛發展，繼續破浪前進!1980年8月份在省委召開的常委擴大會議上，由於受蚌埠、蕪湖、巢湖會議的影響，會議基本上是「一邊倒」，形成了對「雙包到戶」的圍攻之勢。在這種情況下，我不得不站出來講話。我列舉了來安、定遠、鳳陽等縣實地調查的數字，說明增產最高的是雙包到戶，次之是雙包到組，增產不多、平產或減產的是堅持「大呼隆」的生產隊。結論是「隊不如組、組不如戶」。我懇切要求，由於滁縣地區「雙包到戶」的面很大，而且還在發展，實踐證明是能夠增產的，希望能得到上級領導的支持，繼續完善提高。如果上級領導不同意，那就請上級正式發個文件，進行糾正，我作為共產黨員、作為下級，服從就是了。不要像現在這樣，今天這里批，明天那裡批，施加壓力搞得人心惶惶，整天提心吊膽。我已准備被撤職，但問心無愧，對得起黨，對得起老百姓。
由於分歧很大，最後省委書記處書記顧卓新同志建議把小平同志那篇談話念一遍，作為會議的總結。
1980年9月14日，中央召開了各省、市、自治區第一書記座談會，專門討論農業生產責任制問題。會議爭論很大，發生了「陽關道與獨木橋」之爭。由於鄧小平講話了，終於在中央委託國家農委由杜潤生領導起草的代擬稿基礎上形成了共識。1980年9月27日，中共中央印發了《關於進一步加強和完善農業生產責任制的幾個問題》的通知，指出：「在那些邊遠山區和貧困落後的地區，長期『吃糧靠返銷，生產靠貸款，生活靠救濟』的生產隊，群眾對集體喪失信心，因而要求包產到戶的，應當支持群眾的要求，可以包產到戶，也可以包干到戶，並在一個較長的時間內保持穩定。就這種地區的具體情況來看，實行包產到戶，是聯系群眾，發展生產，解決溫飽問題的一種必要的措施。就全國而論，在社會主義工業、社會主義商業和集體農業占絕對優勢的情況下，在生產隊領導下實行的包產到戶是依存於社會主義經濟，而不會脫離社會主義軌道的，沒有復辟資本主義的危險，因而並不可怕。」雖然還只是依存於社會主義，但是「雙包到戶」終在中央文件上列上了一個戶頭。
1981年8月19日，國家農委召開會議為中央起草文件，我應邀參加了這次會議。這次會議，在杜潤生同志領導下，充分發揚民主，要求大家暢所欲言，允許發表各種不同意見，真正做到集思廣益。在討論文件框架時，我再次要求為大包干報個全國戶口。1982年開始。中共中央連續5年每年都發一個有關農業和農村問題的中央一號文件，明確雙包到戶「是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生產責任制」，「是社會主義農業經濟的組成部分」。中國的改革終於率先在農村突破。突破口一旦打開，它像一股浩盪的春風，迅猛地吹遍祖國大地，到1983年全國大包干到戶的生產隊達到了95%以上。1991年，黨的十二屆八中全會，強調把家庭承包制「作為我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一項基本制度長期穩定下來，並不斷充實完善。」1993年3月，全國人大正式通過決議，把家庭承包制正式載入我國憲法。
改革的根本推動力來自農民
改革首先由農村突破，根本的推動力來自農民。農民群眾為了求生存，再也不願意按照原來人民公社的生產管理方式繼續生活下去了，有著強烈的改革願望。
安徽是農業大包干發源地，小崗人是首創大包乾的排頭兵。小崗村和全國農村一樣，在土改中實現了「耕者有其田」的夢想，在合作化前，正常年景每年糧食產量十八九萬斤，豐收年景可達20多萬斤。1956年在「社會主義高潮」中，小崗一步跨進了高級社，從此產量逐年下降。1958年在大躍進中又進入了「一大二公」、「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時期。1960年三年困難時期，全村非正常死亡60人，死絕了6戶，有78人背井離鄉到外地討飯。接著又爆發了「文化大革命」。小崗村分成兩派斗來斗去，日子更難熬。「文革」十年上級先後派來多個工作隊搞階級斗爭，並表示：一手拿著刀、一手拿著鞭子，要把小崗人趕進社會主義。經過十年浩劫，小崗已是一無所有，戶戶外流，成了名副其實的「三靠隊」。據統計，高級社以來，國家貸款15632元，無償投資2925元。從1966-1978年，吃返銷糧11.4萬斤，佔13年全隊糧食總產65%，國家花錢買了十頭牛。1978年推行包產到組時，還是合不攏，最後他們乾脆冒著風險搞了「大包干到戶」，還簽了一個秘密協議。小崗人蘇醒了。過去是「有權人不種田，種田人沒有權」。現在小崗人終於突破了「左」的束縛，重新回到「主人翁」的地位，奪回了歷史的主動權。
粉碎「四人幫」以後，在撥亂反正過程中，一批幹部面對實際，深入群眾，也深感原有經營方式不能再繼續下去，以民意為天，支持群眾改革。
改革伴隨著激烈的爭論和斗爭。在改革的過程中確有一部分幹部，由於受「極左」思想毒害很深或受「兩個凡是」的影響，極力反對改革，明明知道雙包到戶能夠增產，改善民生，但他們仍不顧群眾的死活，仍堅持他們的所謂「大方向」，為改革設置了重重障礙，成為中央和群眾、基層之間一條「頂門杠」。但是，應當看到我們黨有一大批與農民有血肉聯系的各級幹部，再加上過去由於「運動」不斷，許多農村基層幹部，曾對「左」的傾向進行過抵制，因而受到批判，有的被打成右派或反社會主義分子，他們是支持農村改革的積極力量。四人幫的垮台，宣告了「左」的一套的破產。從開展「實踐是檢驗真理標准」的大討論到十一屆三中全會重新確立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轉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使人們逐步從「左」的思想禁錮中解放出來。因而在黨中央和群眾之間有一大批基層幹部，積極支持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和實踐的選擇。同時，新聞媒體、農村研究部門和理論工作者、作家、學者等，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和黨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指引下，對農民和基層的創造、農村的情況和存在的問題，寫了很多通訊報道、調研報告、文藝作品和動態清樣和內部參考等，供中央能夠及時了解農村的情況。在黨中央和群眾、基層幹部之間架起了一座溝通的橋梁，做到上下結合、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正如鄧小平同志說的那樣：「我們改革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實踐，靠實事求是。農村搞家庭聯產承包，這個發明權是農民的，農村改革中的好多東西都是基層創造出來的，我們把它拿來加工、提高作為全國的指導。」當我們回顧農村30年改革的歷程，給予我們最根本的啟示就是必須把調動農民的積極性作為制定農村改革政策的基本出發點，尊重農民的首創精神，保護農民切身利益，促進生產力的不斷發展和群眾生活的不斷改善。農村既是多種矛盾的集中焦點，又是計劃經濟體制中的一個最薄弱的環節，這也是改革首先從農村突破的一個重要原因。
過去農業、農村、農民不僅受到人民公社體制的束縛，而且受到計劃經濟以及城鄉二元分割體制的束縛和傷害。建國初期實行優先發展重工業的發展戰略和高度集權的計劃經濟，對農產品實行統購統銷，採用工農產品「剪刀差」的辦法，從農業積累資金，發展工業。國家的資源向城市傾斜，又用城鄉分割的二元制度限制農民流動就業，使沉澱在農村的富餘勞動力越來越多，人地矛盾加劇。這在工業化初期有一定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但在獨立的工業體系形成後，仍然較長時期的延續著這種體制，限制了農民在流動中就業，必然嚴重影響農業、農村的發展。農民沒有鐵飯碗，並受到宏觀、微觀雙重不合理體制的傷害，所以農業、農村是多種矛盾集中的一個焦點，農民對體制改革的要求也就特別迫切，改革也就從受「左」的折騰最厲害的貧困地區率先開始。農村是計劃經濟體制下最薄弱的環節。改革率先從這里取得突破就是必然的。
改革從農村突破，歸根到底是按照生產力發展要求和群眾意願，不斷地解決社會主義社會前進中的基本矛盾。
鄧小平同志說：「關鍵是發展生產力。」現在可以清楚地看到，作為改革指導思想的理論基礎，就是歷史唯物主義關於社會基本矛盾的理論。生產力是社會發展的決定力量，社會歷史的一切現象及其變化發展，最終都只能從生產力的狀況得到說明。當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築不能適應生產力發展時，生產力就要沖破一切束縛，為自己的繼續前進開辟道路。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在發展中出現的某些環節和方面的不適應，需要也能夠用改革的方式來解決，即在黨和國家的領導下有步驟、有秩序地自覺調節，來實現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為生產力開辟前進的道路。因此，改革就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改革也是一場革命。
在改革中，農民要擺脫的不是社會主義，而是與這種生產經營和分配方式直接聯系的「大呼隆」、「大鍋飯」和平均主義。家庭承包製作為一種生產關系的具體形式，適應我國當前的農村生產力水平，它調動了8億農民的社會主義積極性、創造性，使我國農村經濟獲得了突破性的進展。
改革從農村突破的偉大意義
（一）改革率先在農村突破，進而推動城市和整個經濟體制的全面改革，從而使中國進入了波瀾壯闊改革開放新時期
改革30年，我們總結了許多基本經驗，提出了新時期的基本路線，即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在實踐中創立了走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建立了一整套的思想體系、理論體系和方針政策。產生了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制定了構建和諧社會，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宏偉目標。30年的改革，我國國民經濟持續快速發展，綜合國力不斷加強，人民生活不斷改善，社會主義現代化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今後，要繼續解放思想，與時俱進，堅定不移地把改革開放繼續推向前進。
（二）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的積極性，一舉解決長期困擾的糧食短缺問題
家庭承包制的實行，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農業和農村經濟在短短幾年內便獲得了空前的跨越式發展。糧食產量大幅度增長，各種農副產品像「魔術」般大量涌現，統購統銷、各種票證被取消，迅速告別了短缺經濟的時代。到1984年底，全國569萬個生產隊99%以上實行了雙包到戶，連續幾年農業特別是糧食增產幅度很大，1984年糧食總產達到8146億斤，人均800斤，接近世界人均水平，比1978年增產33.7%，油料達到1191萬噸，比1978年增產1.29倍，棉花達到624萬噸，為1978年的近3倍。保證我國眾多人口有飯吃，這在任何時候都是頭等大事。這對物價穩定和政治穩定具有重要意義。
（三）催生了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農民有了參與工業化的權利
家庭承包制的實行不僅基本解決了溫飽問題，而且使農村富餘勞動力從幹活大呼隆舊體制下解放出來。農民手中有了余糧，有了一定的資金，農村又有富餘勞動力，便從發展多種經營、創辦小作坊、小企業起步，開始離開土地到小城鎮務工經商，離土不離鄉，從而推動了中國鄉鎮企業的興起。
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不僅成為農村經濟的重要支柱，而且在整個國民經濟中也佔有相當比重，三分天下有其一。在1984年至1988年期間，鄉鎮企業增加值從633億元增加到1742億元，增長175％。1987年鄉鎮企業產值首次超過農業產值。1990年全國鄉鎮企業增加值為2504億元，2000年增加到27156億元，十年來增加9.8倍，平均每年遞增26.9%。從2003年至今，我國鄉鎮企業又進入了一個蓬勃發展時期。2007年全國鄉鎮企業新增個體工商戶65萬個，農村能人和農民工回鄉創辦的小型鄉鎮企業達85萬家，當年全部鄉鎮企業增加值達到6.962萬億元，占國內生產總值的28%，上繳稅收達到7366億元，從業人員總數突破1.5億，農民從鄉鎮企業獲得的收入占農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達三成以上。
（四）引發打破城鄉二元體制的農民跨地區流動、進城就業
家庭承包制解放出來的農村富餘勞動力要找出路，鄉鎮企業的興起為這些勞動力的就近轉移開辟了途徑。沿海發達地區和城市不僅迅速解決了本地富餘勞動力就業的問題，而且出現勞動力資源短缺的現象，產生了對勞動力新的需求。而另一方面，中西部農區受到種種條件的限制，鄉鎮企業薄弱，存在著大量的農村富餘勞動力。因此，不發達地區的富餘勞動力為了求生存、求發展，為了尋找新的就業機會，越來越多的農民勇敢地離開了本鄉故土，走上了打工的艱苦歷程。除了在本縣、本地區、本省流動外，還到外省、到東部發達地區、往大城市流動，終於形成了波瀾壯闊的「民工潮」。
隨著時間的推移，政府提出了「公平對待，合理引導、完善管理、加強服務」的十六字方針。農民外出就業由改革初期的200萬左右，發展到90年代中期的6000多萬，2006年發展到1.3億人以上，這在世界人口流動史上是罕見的。
（五）農村經濟體制改革推動政治體制改革
「隨著經濟基礎的變更，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築也或慢或快地發生變革」。農村土地不再集中經營，2億農戶成為自主經營的商品經濟細胞以及數千萬鄉村中小企業的興起，不僅為我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奠定了基礎，也促進了農村高度集中「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政社合一體制的解體。經濟的自主要求政治的民主，繼農村家庭承包制的建立而產生的村民自治，農村基層的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制度逐步得到發展，這是中國農民為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發展做出的重要貢獻。
落實科學發展觀進一步推動農村發展
實行農業家庭承包制拉開了我國改革的序幕，我們黨緊緊依靠人民群眾，使改革以磅礴的氣勢在城鄉一往無前地推進，推動著經濟社會不斷向前發展。
黨的十六大以來，胡錦濤、溫家寶同志提出「三農」是我們黨和政府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提出了「多予、少取、放活」的六字方針。胡錦濤同志在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上，提出了關於「兩個趨勢」的論斷：縱觀一切工業化國家發展的歷程，在工業化初始階段，農業支持工業、為工業提供積累，是帶有普遍性的趨向；但在工業化達到相當程度以後，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實現工業與農業、城市與農村協調發展，也是帶有普遍性的趨向。從總體上看，我們現在已經進入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發展階段。這些論斷的提出標志著我國已經開始進入了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新時代，具有劃時代、里程牌的重大意義，是中國農村改革發展的新突破。
當前和今後要全面貫徹和落實科學發展觀和十七大精神，堅定不移地繼續深化改革，推進農村改革發展新的突破。要繼續解放思想，選准新的突破口，建立新的激勵機制，進一步激活農民的積極性，農民內在的主動性，是農村發展的不竭動力。隨著改革的不斷深化，為了適應城鄉統籌發展，黨中央連續發了5個新的中央一號文件，出台了一系列富民政策，一個「以工促農，以城帶鄉」，「多予、少取、放活」的長效機制的框架體系正在形成，而且在實踐中不斷完善，力度不斷加強，必將進一步推動農業農村的發展，推進新農村建設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步伐。歷史告訴我們，在未來的農村改革和發展中，只要我們始終堅持充分關注民生、改善民生，依靠農民、尊重農民，就能進一步調動農民的積極性，充分發揮農民群眾的首創精神，為改革開放的繼續深化和發展做出更大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