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美游行

⑴ 有的韩国民众在大使馆前举行反美示威，撕毁美国国旗，对此大家如何看待这个事情

韩国民众爆发反美游行，一点也不奇怪，韩国民众反美是常态，亲美的是韩国政府。

韩国民众在美国驻韩国大使馆前游行，当街撕毁美国国旗，主要是反对美国驻军。一方面，美国要求韩国提高甚至全额承担驻韩美军费用，引发韩国政府和民众强烈不满；另一方面，随着南北关系的缓和，美国驻军是否还有必要，都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

无论从哪一方面考虑，韩国与美国都相互牵绊在一起，如果将来韩国想要脱离美国的控制，前提就必须要韩国南北统一，国家安定；只有这样才会不惜付出沉重代价将美国赶出韩国。

⑵ 萨达姆临刑前，最后一晚到底经历了什么呢

一、

此外，萨达姆还要求美军能给他一支烟抽抽，但是被拒绝了，萨达姆为了能体面的上路，希望美军能给他一套干净的衣服，但是也被拒绝了。

就这样，萨达姆空着肚子、衣褴褴褛、精神恍惚地被执行了绞刑。

失去萨达姆的伊拉克并没有就此走向稳定，反而陷入了动荡之中，伊拉克人民已经明白了，在萨达姆统治时期，生活过得还算安宁。

对比当下的混乱，他们看清了美军的丑恶嘴脸，当然也开始怀念萨达姆时代，听闻萨达姆受尽了美军的折磨，伊拉克几乎人人哭泣。

可是怀念和哭泣又有什么用呢，失去的东西，总是一去不复返。

正如萨达姆在日记中所言：

没有我的伊拉克，将一文不值……

⑶ 巴基斯坦反美游行受到阻挠吗

8月同，拉奇市的警方驱散了一批反美示威者，还出动了催泪瓦斯以及警棍，相关部门也表示已经取消了原有了美国方面的来访。有媒体表示，华盛顿的巴基斯坦及阿富汗特别代表韦尔斯此前计划于伊斯兰堡会晤巴方官员，但是并没有公布为何取消。

当地民众还在前几天举行了一个保卫机会，主要的目的也是为谴责美国方面的相关政策， 现在在巴基斯坦国内对美国的延误情绪也是愈演愈烈。

⑷ 哪些城市更易爆发反日爱国游行

2014年12月13日，中国政府史无前例地举行“南京大屠杀”全国公祭，纪念77年前侵华日军制造的那场惨绝人寰的灾难。
在“公祭”之外，国人表达爱国情怀的形式还有很多，游行示威即是最常见的一种。2012年8-9月，中国许多城市接连爆发一系列激进的反日示威游行，抗议日本提出“钓鱼岛国有化政策”、扣押香港保钓人士、日本右翼分子登陆钓鱼岛以及日本政府“购买钓鱼岛”等行为。一些城市的游行一度演变为示威民众对沿街商家的打砸抢，以及对日本品牌车辆烧砸泄愤。
耐人寻味的是，并非所有城市的民众都发起了示威游行，各地的游行规模和激进程度也不尽相同。
那么，这种差异是如何造成的？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的Jeremy Wallace和耶鲁大学的Jessica Chen Weiss两位政治学者，分析了中国287个地级市中208个城市发生的377起反日示威游行数据。他们发现：国家主导的爱国主义和抗议活动的民众基础，是决定哪些城市爆发反日游行的关键因素。
另外，执政时间较久的城市政府领导人，往往敢于容许民众抗议。而尚未站稳脚跟的市长和市委书记，则倾向于以维稳为主，不敢容许反日游行。
解释爱国主义的两种视角
对中国历次反日、反美、反法等示威游行活动的研究往往难以取得共识。一些学者认为，这是中国民众宣泄不满的出气筒，而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另一些人则强调，中国政府之所以纵容这样的抗议活动，是为了转移民众的注意力并树立国家威信。
两位研究者认为，对中国爱国主义的研究需要同时将“自上而下”的国家主导与“自下而上”的草根崛起考虑在内。
中国各地爱国主义的差异可以通过两方面予以解释：民众的爱国热情和动员能力；地方政府的维稳倾向。
爱国主义情绪高涨的地区，民众对日充满愤怒，其抗议行为更容易被点燃。比如，反日战争期间被日军沦陷的地区，民众对反日有切身体认，更倾向于抗议。同时，中国政府在许多地区建立“爱国教育基地”，大力倡导“红色旅游”，进一步使当地人巩固了这种爱国主义意识。
另一方面，爱国主义抗议这种集体行动，依赖于一定的社会群体和动员能力。抗议能否发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地的人口规模和人口结构。与此同时，抗议需要信息沟通和网络动员，从而达到“串联”的目的。
对于“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人来说，抗议的机会成本较低，他们更倾向于不顾一切地参与。特别是处于失业状态的大学毕业生（所谓“蚁族”）和流动人口（如农民工），他们是反日游行的“储备力量”，可谓“一点就着”。
与上述特征相吻合，教育程度较高的在校大学生成为反日游行的主力军。特别是待业和失业的大学生，“蚁族”对社会的不满往往使他们会参与抗议。
此外，退伍老兵对日军充满憎恶，可能义无反顾地参与抗议。失地农民、下岗工人和农民工等弱势群体，也会利用抗议来发泄对社会的不满。
地方政府的维稳压力
中国政府一直强调“理性爱国”和“维稳”，担心民众的过度行为和群体性事件导致局面失控。
相对来说，少数民族人口比重越大，当地政府往往不敢纵容抗议，以免引火烧身而触发其他民族冲突。
其次，从经济方面考量，对日贸易和投资的依赖程度越高的城市，越倾向于镇压反日游行，以避免经济发展受损。
此外，地方官员的任期可能影响他们对抗议的微妙态度。反日游行为地方官员提供了彰显政绩和能力的机会。有能力组织抗议并有序控制的官员，可以藉此获得升迁。但是，如果抗议超出控制并诱发社会不稳定，则会适得其反，葬送地方官员的仕途。
2012年“保钓事件”的地理分布
迄今为止，绝大多数研究都是从国家层面考察爱国主义的，鲜有研究从一国内部不同城市之间的差异进行分析。尽管一些研究探讨了个别城市不同人群的抗议态度，但大样本的城市层面的研究却付诸阙如。
与其他抗议（如针对化工厂的邻避运动）相比，爱国主义抗议通常来说在时间上较为集中而在空间上非常散布，从而使不同城市的民众可以联合起来抗议共同某个对象。这种特征使我们可以排除各地民众对政府的不满，从而更利于研究爱国主义的影响。
通过互联网搜索，研究者获得了2012年8-9月中国各地爆发的反日游行数据。在287个地级市中，共有208个爆发反日游行，只有73个城市没有发生。其中有94个城市仅发生一次，73个城市发生了两次，41个城市发生了三次及以上。至少64个城市的反日游行规模达到千人以上，54次抗议发生伤亡事故，219次抗议出现警察维护秩序。
中国大陆民众的抗议活动可以分为两轮，其中8月有51个城市发生，9月有128个城市发生。9月10日的日本“购岛”引发第二轮抗议，至“九·一八”纪念日达到高峰。
分析显示，日军是否占领某个城市及占领面积的大小，对是否爆发反日抗议没有显著影响。但是，设立了爱国教育基地的城市更可能发生反日游行。
与此同时，研究发现：人口规模较大、流动人口占比和在校大学生占都比较高的城市，拥有更强的动员资源和能力，更有可能爆发反日游行。
GDP增长率越低的城市，民众对经济压力的不满越强，越容易爆发反日游行。但是，人均GDP的影响不显著。
研究还发现，业已站稳脚跟并稳定政权的市级领导会容许民众抗议。但当中央政府在9月中旬要求各地维护大局时，这种影响就消失了。
与此同时，失业大学毕业生和少数民族人口占比较高的城市，发生反日游行的可能性较低，这可以归结为当地政府较高的维稳倾向。
此外，对日本的经济贸易依赖度不是关键因素，同是否爆发反日游行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
实证研究的技术细节
该研究以地级市为分析单位，使用2012年的截面数据。使用的数据来自互联网搜索和各类城市统计资料。
根据抗议热点，将研究时期分为三个阶段，以区分各变量对抗议爆发和扩散的不同效应，并控制政府在事件演变过程中的态度变化。
因变量以“反日”（或“反日游行”、“保钓游行”、“游行”）、城市名称和发生日期为关键词搜索。明确一个城市是否发生反日游行，需要至少两个来源，游行规模至少为五个人参与，以确定其可信度。因变量为二分变量，爆发反日为1，否则为0。
基于中国网民广泛流传的日军占领地区名单，研究者统计了各城市是否曾经被日军沦陷以及占领面积，将其作为衡量草根爱国主义情绪的变量。研究者以是否设立爱国教育基地为依据，衡量各城市政府主导的爱国主义意识。
研究者以城市总人口、人均GDP和GDP增长率等来衡量各城市抗议的动员资源和能力。此外，还包括每百人在校大学生数量、流动人口占比、少数民族人口比重、“蚁族”群体占比等。
城市对日本的出口量，被用于衡量对日经济的依赖程度。
地方官员的维稳倾向以两位市领导的任期来衡量。市长和市委书记如果都是在2010年前就任的，赋值2；如果只有一位在此前就任，赋值1；如果都是在2010年后就任，赋值0。

⑸ 99年反美游行和12年反日游行的不同

99年反美游行增强了国人的凝聚力：12年反日游行差点搞出乱子，但是最该反的日杂，之后还继续蹦蹦跳跳

⑹ 韩国爆发反美游行，撕毁美国国旗，民众为何这么愤怒

习惯就好，这两年美国的所作所为大家有目共睹

⑺ 菲律宾反美游行中 标语junk VFA中“VFA”是什么意思

he RP–US Visiting Forces Agreement is a bilateral agreement between the Philippines and the United States consisting of two separate agreement documents. The first of these documents is commonly referred to as "the VFA" or "VFA-1",[1] and the second as "VFA-2" or "the Counterpart Agreement".[2] Both documents became effective on May 27, 1999, upon ratification by the Philippine Senate. [3] [8], [10]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regards these documents as Executive Agreements not requiring approval by the U.S. Senate. [3] [42]

The term "VFA" is usually used in the Philippines to refer specifically to just the first of these two documents, which has been the subject of continuing controversy in the Philippines.

⑻ 一部电影引发的反美浪潮 多地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 是什么电影

因为一些词汇不能打出来唉。网络太严格了。你意会吧。《穆 SI林的无 知》今天早上新闻还说了。巴基斯坦 铁道部 长拉姆-艾哈迈德-比洛尔悬赏10万美金 找人要KILL该影片 制片人 这个电影的制片人是 加利福尼亚商人 纳考拉

⑼ 政治问题 美国最近发生的骚乱事件。是不是美国不明真相群众受境外反美势力的鼓动制造的群体性事件

你好，不是的，是因为一名白人枪杀一名黑人少年然后被判无罪引发的骚乱，一开始就在案发地附近镇上，然后蔓延至很多地方。

⑽ 伊朗为什么反美

伊朗人质危机 (德黑兰人质事件 )是 美伊交恶的起点：

题主要的是详情，我就改变一下从不粘贴的风格，粘贴一段：

其实，在1979年之前，美国和伊朗曾经有过很长一段蜜月时光。当时，为了从南方牵制苏联，并谋求自己在中东的利益，美国曾大力扶植伊朗的巴列维政权作为其中东的代理人。提起那段美伊之间的亲密接触，即使是美国在中东最铁杆的战友以色列都暗生妒意。
但天有不测风云，1979年的一场“伊斯兰革命”却拉开了美伊交恶是序幕，双方自此分道扬镳，而随后的德黑兰人质事件更使之形同水火。
要提及德黑兰人质事件，对美国军方来说那更是如鲠骨在喉，因为在那场解救人质的特种行动中，美国军方损兵折将，可说是弄了个灰头土脸，即便20多年过去也难忘其痛，可以想象，历来睚眦必报的美军肯定在苦等能雪此耻的时机。因此解读这段陈年旧事便具有了现实意义。
另外，更具戏剧性的是，前些时间一些西方媒体又爆传现今伊朗总统内贾德也曾参与当年的人质事件，这就更使这段往事变得非同寻常起来。

背景

数十年来，美国一直是伊朗国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的主要支持者。随著民主进程发展，1953年改革派穆罕默德·莫沙德哈当选上伊朗首相。在阿贾克斯行动中，美国中央情报局帮助巴列维国王和保守派发动政变推翻了莫沙德哈。前后八位美国总统为巴列维国王提供了大量的军事和经济援助，用以换取伊朗的石油供应，以及在中东的战略存在。那些反对巴列维国王的人（因为他1960年代早期曾许诺自由及改革，后却食言）对于美国的做法非常反感乃至愤怒。而巴列维国王及其亲信中饱私囊，奢侈地按照西方的生活方式生活，让国内的宗教保守人士十分愤怒。社会及宗教人士的不满情绪汇合在一起，最终爆发了伊朗革命将巴列维推翻。1979年1月他流亡国外。

美国曾想减少伊斯兰革命对自身的影响，并也曾尝试与伊朗的新政权建立关系。但是1979年10月，巴列维前往美国治疗淋巴瘤，此事激怒了伊朗的革命者。

经过

1979年11月1日，新的伊朗领导人，阿亚图拉赛义德·鲁霍拉·霍梅尼号召伊朗人民向美国和以色利示威。霍梅尼将美国政府称作“撒旦”和“伊斯兰的敌人”。

这一反美言论极富号召力，很快便有千余人聚集在美国大使馆周围进行抗议活动。在此前的伊斯兰革命期间，大使馆曾被占领，且围墙外的示威活动也已经是家常便饭。在不断聚集的示威人群面前，伊朗警方显得愈来愈无助。11月4日，大约500名自称“伊玛目的门徒”的伊朗学生（这一数字在不同的报道中都有不同，具体数字在300至2000之间），在又一次的骚动中占领了使馆的主体建筑。使馆的陆战队守卫只进行了象征性抵抗，而使馆职员不得不破坏通讯设备并将敏感的文件予以销毁。在90名使馆人员中，有66名被扣，其中有3人是在伊朗外交部被俘的。

对于将美国人扣为人质的行动，革命者宣称这是完全正当的，是对美国多年来对于前国王的极权主义统治进行支持并允许巴列维国王前往美国治病的报复。他们还要求美国将巴列维送回伊朗接受审判。外交政策现实主义者认为，人质事件并不仅仅是对某些特定事件（例如巴列维国王赴美就医）的反应，更是新的伊朗政权对美国的一种示威：伊朗有能力对抗美国。

革命者还外界展示了从使馆获得的秘密文件，其中有些此前已被美国人用碎纸机破坏，后来又被革命者拼接起来。虽然人质的处境还算不错，但他们时常会被蒙上眼睛带到当地人和电视镜头前。这一人质危机导致了每日的新闻追踪报道的出现（至今仍是如此）。由泰德·科贝尔主持的美国广播公司的深夜新闻节目《美国被俘人质》最终变成了风格严肃的《夜间新闻》节目。

当时的美国总统吉米·卡特立即对伊朗施加了经济和外交压力：1979年11月12日起终止从伊朗进口石油；一些伊朗人被美国驱逐出境（他们中很多人与人质危机或伊朗新政权没有任何关系）；大约价值80亿美元的伊朗人的在美资产自1979年11月14日起被冻结。

部分人质的逃跑和获释

在使馆被占领时，有六名美国人成功逃脱并在一幢公寓中躲藏了起来，直到他们在加拿大大使肯·泰勒的帮助下，在加拿大和瑞典大使馆获得庇护。这六名美国人是马克·里杰克，科拉·阿姆本·里杰克，约瑟夫·斯塔夫德，凯瑟琳·斯塔夫德，罗伯特·安德斯和亨利·李·沙茨。他们获得了假的加拿大护照，因此得以在1980年1月20日加使馆关闭时，安全地离开，而没有暴露其美国公民的身份。中情局为他们提供了护照并实施了整个营救行动。

十三名女性和非裔美国人人质于1979年11月19日和20日获释。另一名人质因为疾病原因也于1980年7月11日获释。

谈判与失败的营救行动

卡特发誓他将保护人质的的生命，但是他能做的却很少。起初，伊朗政府否认占领大使馆的行动是政府的官方行为，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样的声明逐渐消失。1980年2月，伊朗向美国提出了一系列要求作为释放人质的条件，其中包括：遣返被废黜的国王，向伊朗做出一些外交姿态包括为此前美国在伊朗的一系列行为（特别是美国在1953年支持反对莫沙德哈的政变）道歉，并保证今后不再干涉伊朗。

卡特知道他不可能满足伊朗人的要求，便决定通过诸如瑞士的第三国政府的途径，公开寻求与伊朗谈判。同时，他批准了一项代号为鹰爪行动的跨军种联合秘密营救行动。在事前的准备工作上就出现许多问题，许多需要的装备在当时并不存在，同时也欠缺统一的指挥管制体系，无论是在人力与资源的调度上都必须通过军方层层的官僚系统。整个计画由於无法找到在距离以内适合的基地，当时的运输机尚不具备空中加油能力，导致整个营救行动成为一次难度非常高的特种部队作战。营救行动因遭遇沙漠风暴，一架直升机与一架C-130大力神运输机相撞坠毁，8名美国军人阵亡而告失败。行动的材料后被伊朗人发现并展示出来，而遇难者遗体则被游行示威者带到德黑兰游街的画面，通过电视传遍全世界。反对此次行动的卡特政府国务卿塞勒斯·万斯为此辞职。这一次的营救行动是美国高度机密的戴尔他（Delta）特种部队首次参与实际行动。行动之后之后使得美国军方决定成立特种作战司令部，统一指挥与规划所有与特种作战相关的训练，装备与任务。

第二次的营救行动在当年11月的大选后被取消。

在人质危机持续的过程中，前约翰逊政府的司法部长拉姆齐·克拉克（现在是一名反战人士）飞往德黑兰参加了一次对“美国罪行”的审判。

最后的几个月

1980年7月27日巴列维国王逝世，9月两伊战争爆发。此后，伊朗变得越来越希望能够解决人质危机。

而在美国方面，卡特在11月的总统竞选中败给罗纳德·里根，大部分分析家认为其在人质危机中表现出的无能是其失败的主要原因。但是也有未经证实的传言说正是伊朗政府与里根的参谋团之间的非法交易，导致了人质释放时间的推迟。因为后者非常不像见到“十月惊喜”，也就是在大选开始前出现会导致选票大量流向卡特的事件出现，例如人质被释放。（不过，奇怪的是现在“十月惊喜”这个词却是指防止人质释放的非法交易。）

大选后不久，即将离任的卡特政府在阿尔及利亚外交官阿布杜尔卡利姆·弗莱伯（Ablkarim Ghuraib）等中间人的帮助下开始与伊朗进行谈判。作为释放人质的交换条件，美国同意解冻此前被冻结80亿美元资产，并保证不就此事起诉伊朗。1981年1月20日，就在里根的总统就职典礼后几分钟，所有的人质被释放并交给美方。至此他们已被扣444天。

人质们立即飞往位于西德法兰克福的美国空军基地。前总统卡特以现总统里根特使的身份在那里接待了他们。在进行了身体健康检查和事件汇报后，他们飞回华盛顿并受到英雄般的欢迎。对于某些人而言，这个仅仅是为这个国家对里根就职典礼的庆祝增添了一丝喜庆气氛。

事后

2000年，人质及其家属尝试起诉伊朗，但因反恐法案而失败。起先，他们因伊朗未能为自己辩护而胜诉，但后来美国国务院害怕此事会影响国际关系而尝试将此案作一了结。最终，联邦法院法官裁定因为人质释放时达成的协议，人质不能再从伊朗政府那里获得其他补偿。

2005年6月，伊朗总统大选当选总统、前德黑兰市市长艾哈迈迪·内贾德被人质指认参与当年的人质劫持行动。对此，伊朗政府予以坚决否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