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策

⑴ 古代对联

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

⑵ 吴德口述：为什么不用政治局开会的方式解决四人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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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国锋、李先念和我分析和估计了当时党中央委员会成员的情况。我们认识到：在政治局开会投票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我们有把握;但在中央委员会投票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我们没有把握。“十大”选举中央委员时，“四人帮”利用他们手中的权力，把许多属于他们帮派的人和造反派的头头塞进了中央委员会，如果召开中央委员会，在会上投票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是要冒风险的，采取隔离审查的办法才是上策。
1976年9月11日，华国锋借口身体不好，要到医院去检查。“四人帮”当时对华国锋的行动是很注意的，是紧紧盯住的。华国锋离开治丧的地方给李先念同志打了电话，说：“我到你那里，只谈五分钟。”李先念说：“你来吧，谈多长时间都可以。”
李先念受华国锋委托后亲自给叶帅打电话说要去看他，叶剑英在电话中问：“公事、私事?”
李先念说：“公私都有，无事不登三宝殿。”
叶剑英说：“那你就来吧。”华国锋到李先念家，他一进门就很紧张地说：“我可能已被跟踪，不能多停留，说几句话就走。现在‘四人帮’问题已到了不解决不行的时候了。如果不抓紧解决，就要亡党、亡国、亡头。请你速找叶帅商量此事。”
1973年8月，党的十大召开。在这次党代会上，我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并进入了中央政治局。由于毛主席的赞同，党内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如朱德、董必武、刘伯承等同志在这次党代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同时，党的十大也使江青集团的很多骨干分子当选为中央委员，使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进入了中央政治局，并且使王洪文当选为中央副主席。
毛主席对政治局的同志，尤其是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当时是寄予了希望的。我记得十大后不久，毛主席在游泳池住处找我们谈话，曾经向政治局提出扶助他们。毛主席指着窗外菜地里的一些碧绿的蔬菜比喻说：就像培植它们的生长一样。
江青集团的政治地位虽然由于十大的召开得到了巩固，但他们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野心和活动也逐渐暴露了，毛主席发现、批评并提出解决江青宗派集团的问题。
1975年5月3日，毛主席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批评江青等人反经验主义、搞宗派活动、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搞“三箭齐发”，并且说明他们是“四人帮”。毛主席说：“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我看批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马列主义不多。”“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
毛主席还说：“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这一次，毛主席虽然说问题不大，但却作出了一个重要的指示，即不论时间多久，也要解决这个问题。正因为如此，中央政治局在5月3日以后，连续开了几次会议，包括我在内的大多数的政治局同志点名批评了“四人帮”。
1976年1月，周总理逝世。“四人帮”以为邓小平同志遭批判了，总理或代总理的职务非张春桥莫属了。上海为了制造舆论，已经贴出了大标语，要求张春桥当总理。毛主席知道后，一方面批评上海，要求覆盖大标语;另一方面提议华国锋同志任国务院代总理。
9月8日深夜，毛主席处于弥留状态时，政治局委员分组去向他告别。我和叶帅、先念同志是一组，毛主席当时还有意识，我们报上自己的姓名时他还知道。我记得当时毛主席的手还在动，好像要找眼镜或什么东西。向毛主席告别后，我们刚退身到门口，毛主席又让叶帅回去一下，我和先念同志也没有再往外走，就站在门口了。我看见叶帅到毛主席身边和毛主席握手，毛主席好像要说什么话，但已经说不出来。叶帅停了一会儿就出来了。
这个夜晚，我们谁也没有离开，我记得我们都在毛主席住的房子的走廊里看心电图监示器，一直看到监示器上的图形没有任何变化、任何跳动为止。我们在极大的悲痛中意识到毛主席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9月9日当天，中央政治局在毛主席住所(中南海游泳池处)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治丧问题。江青在会上大哭大闹，说毛主席是被邓小平气死的，要求政治局立即作出开除邓小平党籍的决定。华国锋没有理会江青的无理要求。江青闹得太厉害，会议没法讨论问题了。后来与会的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包括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都认为治丧问题是当务之急。这样，会议才没有讨论江青提出的问题。
毛主席逝世后，被“四人帮”控制的北大、清华都有活动，姚文元、迟群等人还动员很多人向江青表忠心、写劝进信。当时还传出风声，说有些地方在准备庆祝，会有大喜事等。种种迹象使华国锋认识到“四人帮”篡党夺权的行动已经是箭在弦上了，只有及时采取措施加以制止，才能挽救危局。9月13日，李先念到叶帅处转达华的委托。为了避免被“四人帮”发现，李先念同志也采取了跟华国锋相似的办法，他先到香山植物园游览，发现没有异常情况后才去见叶帅。
华国锋同志告诉我，当时叶剑英同志非常谨慎，他没有与李先念同志商量如何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华国锋同志还对我说过，他还在11日找了汪东兴同志商量此事，汪东兴的态度很明确，表示了坚决支持华国锋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意见。
9月26日或27日的晚上，华国锋约李先念和我谈话，交换对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意见。
我表示支持华国锋同志的意见和所下的决心，并说解决的办法无非两种，一是抓起来，二是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用投票的办法解除他们担任的职务。我偏重主张用开会的办法来解决，说我们会有多数同志的支持，反正他们最多只有四张半的票。这个半票是指跟着“四人帮”跑的吴桂贤，吴当时是政治局候补委员，没有表决权。
李先念插话说：你知道赫鲁晓夫是怎么上台的吗?
我说：当然知道。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主席团是少数，莫洛托夫、马林科夫是多数。赫鲁晓夫借助朱可夫的支持，用军用飞机把中央委员从各地接来开中央全会，在中央全会上赫鲁晓夫的人占了多数，莫洛托夫、马林科夫遭到失败，被打成反党集团。
随后，华国锋、李先念和我分析和估计了当时党中央委员会成员的情况。我们认识到：在政治局开会投票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我们有把握;但在中央委员会投票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我们没有把握。“十大”选举中央委员时，“四人帮”利用他们手中的权力，把许多属于他们帮派的人和造反派的头头塞进了中央委员会，如果召开中央委员会，在会上投票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是要冒风险的，采取隔离审查的办法才是上策。
我们一直讨论到第二天早晨5点，认识一致了。
9月29日，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国庆活动。由于毛主席刚逝世等原因，政治局决定：不举行游行、联欢等庆祝活动，只是召集一些工农兵的代表在天安门城楼上开会;政治局的同志可分头到工厂、农村去看望工人、农民。
9月30日在天安门城楼上召开的会议由我主持，会议的气氛从一开始就显得很紧张。华国锋、叶剑英、王洪文等进来时脸都拉得很长，其他参加会议的中央领导人，包括张春桥、江青、姚文元都是这样。会议先由工农兵代表发言，而后，我说请中央领导同志发言。这时，其他的人还没有讲话，华国锋就急着站起来发言，并且讲得很短。我意会到华国锋这样做是要快点结束会议。华国锋一讲完，我就起来宣布散会，避免在这样的会议上发生什么问题。从当时会场上的形势看，“四人帮”是准备了要发言的。
会议散后，我们到国务院小礼堂看了一场电影。看过电影后，华国锋、李先念和我在小礼堂旁边的小会议室又商谈了解决“四人帮”的时间和可能发生的问题。李先念同志积极参加了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前期工作，但对“四人帮”何时采取行动，他是不知道的。他当时非常关心，曾多次打电话给华国锋，询问有关问题。
在粉碎“四人帮”的问题上，汪东兴同志也是出了大力的。
华国锋、叶剑英找汪东兴谈过几次，具体研究了解决“四人帮”的办法。当时成立了两个小班子，一个准备有关文件，由李鑫负责;另一个负责对“四人帮”实施隔离审查，这个班子的人员是由汪东兴亲自从中办和中央警卫团挑选并个别谈话后组织起来的，大概有五十多个人，组成了几个行动小组，一个组负责抓一个人。
10月2日，华国锋到我的住处，就解决“四人帮”问题与我进一步商议。华国锋要我深思：把“四人帮”抓起来后，全国党政军民会有什么反应，应采取什么对策;北京市如何配合中央解决“四人帮”问题。
华国锋当时还问我：“四人帮”在北京市有什么爪牙。
我说有迟群、谢静宜、金祖敏等人，也该隔离。华国锋同意。
华国锋问：首都不能乱，首都一乱，全国就有可能发生大问题。稳定首都的问题，由你负全责。
10月3日或4日，我到华国锋处商量事情时华国锋提出，叶帅告诉他北京军区在昌平有个坦克六师，张春桥的弟弟张秋桥常去那里活动，叶帅对这个师的情况不放心。
华国锋问我如果这个部队违抗中央的决定，支持“四人帮”，把部队开进北京市区来，北京市有没有力量把它拦住。
我对华国锋说：有无把握，我得问一问北京卫戍区。
华国锋问：北京卫戍区靠得住靠不住?
我说：卫戍区司令员吴忠对“批邓”是不满的，对“四人帮”很反感。我是卫戍区的政委，了解吴忠的思想情况，在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上，我相信吴忠是会听从党中央的指挥，和我们一致行动的。
我和华国锋谈完话，就去找了吴忠，向他谈了中央解决“四人帮”的考虑和决心。
吴忠向我保证说：北京的卫戍部队有能力保卫首都安全，请中央放心。
吴忠告诉我，在坦克六师旁边，北京卫戍区驻有一个坦克团，如有情况，可以起作用。
与吴忠谈话后，我立即将情况向华国锋作了汇报。
华国锋说：新华社、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社、飞机场、邮电局等单位要由卫戍区控制起来。他说卫戍区的部队要交由我负责，让我去找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的陈锡联解决北京卫戍区部队调动的问题。华国锋说，陈锡联是比较好的同志，他支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
我马上就找到陈锡联。陈锡联说情况他已知道。陈锡联随即打电话，向吴忠交代：卫戍区部队一切听从吴德的指挥。并要吴忠立即到我的住处具体商量。
我踏进家门，见吴忠已在我家中等候。我与吴忠在1971年执行中央的指示，共同处理过“九一三”林彪叛逃事件。我们根据1971年稳定首都的经验，商量了具体措施，共同部署了北京市内紧外松的戒严工作。叶剑英当时担心的事情，一件是前面说的坦克六师的问题(后来实际表明，这个师毫无问题)，另一件是要防备学生、造反派从清华、北大等学校冲出来，造成混乱。为此，我们在清华、北大附近都部署了相当的兵力，如果有人往外冲，无论如何要把他们堵回去。
10月6日的那天晚上，北京实际上实行了暗中戒严，外地进京的所有路口都被监视，防止外地的部队进北京。
我把与陈锡联、吴忠商谈的情况和部署报告了华国锋。华国锋又亲自与吴忠谈过一次话。
可能是10月4日，华国锋又找我去到他的住处。正谈着，汪东兴打电话来说，江青提出要到石家庄去，指定专列的车头要用二七车辆厂生产的内燃机车头，还要请二七厂的一些工人陪同她去。汪东兴请示华国锋是否同意她去。
华国锋拿着电话，既问又答地同我说：江青去石家庄要干什么?她可能是试探，还是稳住她，同意她去。
我点点头，同意华国锋的意见。
华国锋当即答复汪东兴说：允许她去，关于调车头及找工人陪同的问题由吴德去安排。
后来我们知道其实专列没有到石家庄，开到保定的一个道岔上就停了下来。江青下火车扭扭摆摆采了一些野花，呆了一段时间就上车了，在车上又和陪同的工人、干部讲了一些“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就回北京了。江青没有找当地的造反派或三十八军进行活动。看来这次江青外出活动，正如我们所料，完全是个试探。
10月4日5点多钟，我刚到家，华国锋又来了电话，要我马上到他那里。我急忙赶去，汪东兴也在华国锋家里。这是粉碎“四人帮”前的最后一次汇报了。
我们商定：一、按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已议定的方案，抓“四人帮”由汪东兴负责。二、对迟群、谢静宜、金祖敏等人的隔离审查，由我和北京卫戍区吴忠同志负责解决。三、中南海内如果出现了意料不到的问题，由我组织卫戍区的部队支援。四、由北京卫戍区把人民日报社、新华社、广播电台、中央机关以及由迟群、谢静宜控制的清华、北大等单位，用内紧外松的方式戒备起来，要再检查一遍落实的情况。华国锋要求我守在电话机旁随时与他保持联系。
10月6日，我与市委第二书记倪志福、市委常务书记丁国钰、市委书记兼卫戍区司令员吴忠一起守在电话机旁。
不到9点钟的时候，汪东兴来电话说一切顺利。
“四人帮”这个恶贯满盈的反革命集团，就这样顺利地被一举粉碎了。
10月6日晚10点多钟，中央政治局在玉泉山叶剑英住地召开紧急会议。由于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同志事先以不同方式将解决“四人帮”问题同绝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打了招呼，会议很快进入议程，选举新的党中央主席，讨论中央第16号文件。
政治局会议一致同意：
一、推选华国锋为党中央主席，待召开中央全会时予以追认。
二、通过第16号文件1976，文件内容是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通报党中央对“四人帮”隔离审查的决定和推选华国锋为党中央主席的决定。
在讨论16号文件时，好像是纪登奎同志说，毛主席曾讲过对“文化大革命”作三七开的评价，文件是否应指出“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所在。这个问题的提出，实际上就涉及到了对毛主席的评价问题。刚刚粉碎了“四人帮”，全国的形势尚未稳定，就立刻涉及到毛主席的问题，单从战术上讲也是不策略的。所以，叶剑英同志说：这个文件不可能解决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他做了个手势，竖起大拇指，说毛主席还是这个。
叶剑英在以后数次的政治局会议上都讲要更高地举起毛主席的旗帜，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不能损害毛主席的形象。
这次政治局会议还讨论了一些比较重要和急迫的问题，比如中央要求北京市委一定要控制和稳定首都局势，北京不能乱，出事由吴德负责任。
会议结束后，所有的政治局委员都住在了玉泉山。

⑶ 为什么要在西沙海滩种植蔬菜

因长时间吃不到新鲜蔬菜，导致西沙海滩的官兵以及驻岛驻礁军民营养缺失，不同程度患有口腔溃疡等疾病。所以为改变艰苦的生活状态，一代代守岛官兵像蚂蚁搬家一样从大陆运来泥土，在岛上开辟出以各省市命名的“巴掌菜地”，种活了空心菜、辣椒等蔬菜，但数量极其有限，难以满足岛上官兵的需求。

2007年，国家科技部在西沙永兴岛建立了“海岛蔬菜生产技术示范基地”。随后，又为琛航岛等岛兴建了防台风、防日晒、防暴雨、防腐蚀的“四防”温室蔬菜大棚。2014年，永兴岛引入智能雾化栽培技术，使岛上蔬菜产量显著提升。

(3)昆仑策扩展阅读：

点沙成土：

记者在永兴岛上看到，官兵们与科研人员把一种粉状植物性纤维黏合材料混入沙中，再经浇水施肥，将“一盘散沙”改造成“沃土”。

“半亩地收割了1500多斤，产量很可观。”守岛20年的战士邱华兴奋地说，西沙阳光充足，这一茬蔬菜是4月4日播的种子，仅用1个多月就长成了，一年收获五六茬不成问题。

科研人员赵朝华副教授告诉记者，该项技术易操作、成本低，对场地、自然环境要求低，经推广后，不仅能解决岛礁的种菜难、吃菜难，还能解决岛礁大面积绿化难题。

⑷ 补充式批注啊黄河你就是英勇的将军,饮马昆仑策马九洲,奔腾不息的,是炎黄的热血

这次的银行的热非常说明我们华夏子孙的一个厉害。

⑸ 帮忙评述下杨度的《湖南少年歌》和《黄河歌》。写论文用。越详细越好啊`

杨 度

（1875-1931）

社会活动家。

湖南省湘潭县人,1875年1月10日出生于湘潭县石塘乡姜畲村。1892年捐监生,1894年中举人,是著名学者王闓运的得意门生。从青年时代起就以爱国救世的姿态积极投身政治活动,在阶级斗争风云变幻中,有奋进,也有倒退,有失败,也有胜利。由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个人主观方面的原因,他成为了一位颇为复杂的历史人物。

18岁至28岁期间,他致力于仕途,也关心国事。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他痛感丧权辱国,随同湖南在京举人上书清廷,主张拒签《马关条约》,要求参加抗倭战争,呼吁驱逐大奸臣,以挽国家颓势。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后,他的忧时救国思想、日益滋长,开始思考对付列强的办法。1902年、1903年两次赴日留学,救国思想得到激扬和发展。第一次在日本学习半年,目睹日本自明治维新后的强盛,阅读了一些西方资产阶级启蒙学者的论著,政治思想有了明显进步。他积极参加留日学生的进步活动,与黄兴等筹组《游学译编》,还发表《支那教育问题》等论文,提出了坚持国家独立、民族平等和采取激进手段进行政治革命等主张,在当时留学生中产生了较大影响。第二次在日本生活了4年,结交了革命人士,与孙中山讨论过救国大计,与黄兴等磋商反清革命。他怀着忧患国事的强烈感情,抒写了《湖南少年歌》和《黄河歌》,揭露了帝国主义掠夺中国的罪行,颂扬中国人民特别是湖南人民反抗强暴的精神,号召人们起来救国。“尽掷头颅不足痛,丝毫权利人休取”；“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这些诗句,在青年学生中产生了巨大影响和鼓舞作用。他在留日学生中发起成立了鄂湘粤铁路联合会,被推为总代表,为收回粤汉铁路主权奔走呼号。他在欢送湖南第三批留日学生宴会的演说中,号召留学生“讲究科学,以新吾中国、救吾中国”。1904年10月返沪时参加了华兴会的活动及外围组织爱国协会。1905年7月介绍黄兴与孙中山相会,成为促成孙、黄合作的中介之一。

此时,随着国内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发展,在“和平的进步主义”与“骚动的进步主义”争论日益激烈的情况下,他的政治思想发生着变化。他在《金铁主义》一文中,虽然表明了强烈的救国愿望,但对于从根本上推翻专制制度持保留态度。对革命与改良两种主张,他选择了君主立宪的改良主义道路,并把两种不同政治主张的施行视作一种试验。1905年,他与孙中山畅谈多次,说“吾主张君主立宪,吾事成,愿先生助我,先生号召民族革命,先生成,度尽当弃其主张,以助先生”。从此他在君主立宪的道路上越陷越深。1906年,他接受为清廷五大臣考察宪政代拟报告蓝本的任务,拉开了其政治悲剧的序幕。在梁启超的协助下,完成了《中国宪政大纲应吸取东西各国之所长》和《实施宪政程序》。1908年,由张之洞、袁世凯以“精通宪政、才堪大用”奏保,他以四品京堂候补在宪政编查馆任职,宣传立宪,开设民选议院。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他成为袁世凯利用的重要棋子之一。他和汪精卫发起成立国事共济会,不久被袁世凯任命为学部副大臣,以后又被袁世凯任命为宪法委员、参谋院参政、国史馆副馆长,授爵少卿。1915年,他拟定《君宪救国论》,袁世凯大加赞赏,送给他“旷世逸才”匾额。随后组织筹安会,自任理事长,大肆鼓吹帝制,为袁世凯称帝四处奔走,出谋划策。袁世凯帝制失败后,他作为帝制祸首被通缉,从此,避居天津、青岛等地,潜心研究佛学,结束了为君主立宪奔走呼号的政治生涯。从表面上看,他似乎经过失败的挫折之后,看破红尘,过着“文史为吾友,应接在一庐”的归隐生活,而实际上,他的学佛,只是一种酬世的姿态,仍在政治上进行思考和探索,继续寻找新的道路,事实上也没有终止政治活动。

1917年,他在上海发出公电,陈述解决南北纷争的三项主张,放弃君主立宪的调子,对孙中山的共和政体表示了赞许。五四运动后,他与李大钊等进步人士交往密切,受到马克思主义的熏陶,接受了革命救国论的主张。1922年,他受孙中山的委托,往返于京、津、保、沪,出入于军阀之门,施展纵横捭阖之才,为实现孙中山的革命主张而竭尽全力。经过帝制失败的教训、学佛论佛的思考以及受李大钊等人的影响,他的思想发生了飞跃,开始信仰共产主义。他参加了北京反对帝国主义大同盟的活动,积极营救被捕的《北京报》社长邵飘萍、《社会日报》社长林白水。1927年,无意中获悉驻北京的军阀将搜捕共产党人,他立即告诉胡鄂公转告李大钊。当李大钊被捕后,他奔走营救,直到卖掉寓所以充营救之资。1928年秋,在上海经潘汉年介绍、周恩来批准,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以上海青帮头目杜月笙“清客”的身份作掩护,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并参加了中国互济会、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和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的活动,为革命做了大量工作。

1931年在上海逝世,终年56岁。临终前自撰挽联:“帝道真如,如今都成过去事;医民救国,继起自有后来人。”

他是中国近代具有学人才质的政治家,诗文并茂,又治经史,一生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佛学等方面留下60多万字著述。1986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杨度文集》。

⑹ 为什么学校的电脑可以直接上谷歌外面人不可

在微信搜国家防火墙，昆仑策研究院发布过一篇相关文章，你可以参考一下。

⑺ 昆仑策研究院是什么单位

综合性战略研究和咨询服务机构

⑻ 怎么阻止第二波疫情的发生

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分阶段取消行动限制，以检验每个阶段的效果，然后再进一步放开。专家说，无论哪种情况，在不对所有人实施封锁的情况下保持低感染率的关键是加大检测和追踪接触者的力度。

卫生当局需要找出受感染者，将他们隔离，确认他们最近的接触者，以便对这些人进行检测并在必要时加以隔离。最终，有可能有足够多的人接触到病毒，从而形成群体免疫，病毒会停止传播，或者等到针对这种病毒的疫苗获得批准。

(8)昆仑策扩展阅读：

第二波新冠疫情的前景：

有迹象表明，可能会出现第二波疫情。由于出现新发病例，一些国家此前因这种病毒而封锁、随后重新开放的一些地区3月再次实施了限制措施。

其他许多国家仍在努力控制当前这波疫情。大多数已经控制住该病毒的地区采取了行动限制措施，它减缓了病毒传播，但使得许多人在恢复外出时容易受到感染，从而增大了爆发第二波疫情的可能性。